处境，这使我感到更加惭愧，自己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。这种惭愧使我意识到，自己其实也还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，看自己，不在份上就无法理直气壮。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再坚·挺，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，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，随波逐流。我自认为傲视世俗，人格根砥却不深，在不觉之中总是用了流行的标准与别人交流。我们说话说到很晚，他当了官也并不像我们厅里的官，有一套彻底的官僚气质和思维方式。我把自己的感想对他说了，他说：“谁在本单位，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。”第二天我请大徐送他去机场，分手时我说：“明年聚会一定通知我。”他说：“其实聚会吧，也就是聚聚会而已，就那回事。”

　　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，是许小曼，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。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，我的心跳得厉害。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，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。她要我星期五赶到，又问我坐哪趟车，我还没想好她说：“就坐四十八次。”放下电话我想，到底是当领导的，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。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，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，这叫我有点不舒服。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，不问实在是体谅我。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，总得带几百块钱，问董柳要吧，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。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，她马上答应了。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，董柳说：“别人跑腻了，就轮到你身上来了，你说我讲得对吧？”我说：“那肯定是对，因为是你讲的，你是常对将军。”她说：“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，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，你说我讲得对吧？”我说：“讲得对，太对了，怎么会这样对呢，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？”

　　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，听见有人在叫我：“大为，大为！”一看竟是许小曼。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，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，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。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：“我找到那一头去了。”那一头是卧铺车厢。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，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。这时忽然来了灵感，我说：“就是你催得太急了，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。脚都坐肿了。”许小曼说：“大为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没变，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，不会着急。”我看她确实变了，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，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。我觉得自己应该说“你也一点没变”，可说不出口，那太虚伪了，就说：“你也没怎么变，许小曼还是许小曼。”她果然很高兴说：“是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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