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时候,人比人,气死人。
在唐代,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;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,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,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,甚至有时超过百人。
这在柳宗元的《送辛生下第序略》可见:“京兆尹岁贡秀才,常与百郡相抗。”
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。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:“东南州进士取解者,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,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,是百人取一人。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,而所解至十余人,是十人取一人。”
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:1,录取率高的州10:1。比例之悬殊,令人惊诧。
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,京城一直扮演着“低分洼地”的角色。
以嘉佑五年(1060年)为例,首都开封府的解额(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“解额”)是266人,而陕xi只有123人,广dong只有84人;而且,国子监108人的解额,并不算在开封府内。
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,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,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。
在清代,顺天府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,同治元年(1862年)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,文化大省zhejiang只有152人,广dong省为102人。
京城的录取名额,超过任何一个大省,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。
正因为如此,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,冒天下之大不韪,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,以增加录取的机会,从而走上仕途改变人生命运。
但是,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在唐代,法律规定,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,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。
因此,异地考试只能“暗箱操作”,不被他人所知道。
如中唐着名乐天派诗人白居易就是异地考试的一员。
白居易的祖籍在陕西,后来迁到陕西省渭南县下邽镇。
按道理,白居易参加考试应在渭南县,但是却在anhui宣城参加考试。
为何白居易要冒犯法的风险?因为anhui的录取率要比陕xi高。
在古代,也有违规异地高考不用受处罚者,用现在眼光来看,大概可以算作“开后门”。
唐代大诗人王维籍贯在蒲州,而他却在录取率最高的京兆府参加科举考试。
原因是他具有弹琵琶才艺,在一次偶然展现才艺的时候,令某公主陶醉。公主出面疏通关系,终于使王维能够如愿以偿“光明正大”地参加异地考试。
至本朝,童生由于太上皇时期的放水,童生的数量远远多于科举的数量,金陵府又是文才昌盛之所在,固然有童生名额的限制,往届考不上秀才的童生人数一旦积累堆砌下来,数量之恐怖和庞大,也着实令人头疼脑热,心态爆炸。
就比如说远在神京荣国府的教书先生贾代儒,到死都只能够是一个童生功名,连一个秀才的功名都没有。
要知道,神京的科举难度可要比江南地区的科举难度要简单许多倍,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贾代儒也没有高中秀才,可以说科举之难,远超常人的理解。
“哎,是啊!听说本次参与府试的童生数量比往届更多,其中往届童生较多,而且本次府试录取的名额也没有增长,跟往常一样,名额有限且固定,仅仅只有那么几十个名额,着实令人头疼啊!”
众人闻言也是罕见得沉默了,他们接下来的科举不仅仅需要跟同龄人竞争,更是需要跟贾代儒这样的老人竞争。
毕竟,就算是七八十岁,你只要愿意科举,朝廷也不会限制你去科举考试。
长此以往所积累下来的科举人数和科举压力不可谓不大,就算是精通科举的高手,也难说自己有百分百的把握,能够高中“案首”,金榜题名。
众人说着,说着,也就到了门口,突然听到了高山流水的古琴声音,心头一怔,相互对视一眼,微笑着说道:“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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