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事求是的说，其实“穷”这个字，并不能完全让人产生致富的强烈愿望。

　　拿我们国家来说，老百姓早已经穷惯了。

　　从封建时代开始，一直到建国之后的六七十年代。

　　生活窘迫、忍饥挨饿的家庭，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数不胜数。

　　然而改革开放之后，能及时抓住历史机遇，甚至敢于去抓这个历史机遇的人，却如凤毛麟角。

　　这自然是因为人有惰性，因为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，所造成的安贫乐道的局限性。

　　我们的老百姓太容易满足了，只要窝头变成白面馒头，大腌萝卜换成了带荤腥的炒菜，就只剩下心满意足，来感叹活着的滋润了。

　　然后人们往往会用“知足常乐”这样的话来宽慰自己，好为本身的不思进取，找到一个消除负罪感的理由。

　　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大陆，似乎更是在严格地遵循这个规律，所以才会一直与贫穷难舍难分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因为穷就拼命的致富，这显然是缺乏生活逻辑的。

　　如果理智的来看，穷与富其实是生活境况的南北两极，这种改变就代表着要走极端。

　　因此这“两极”的转化，真正的动因只能来自于自身价值取向的醒悟。

　　而这种醒悟，注定了那滋味必然是刻骨铭心的，一定得深深的触及灵魂才能达成。

　　否则，一个人又凭什么会从习惯的状态下，敢冒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的风险，走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未知处境呢？

　　家住京城西四的郭长春，他的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
　　由于他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符合留城政策。

　　因此1968年初中毕业之后，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山下乡，而是幸运的成为了酱油厂的一名工人。

　　尽管学徒工只有十七块零八分的工资，但他留城了，而且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。

　　他也因此享受到了青春的快乐，在二十三岁就及时的结了婚。

　　仅凭这两点，他就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。

　　郭长春和他的父母一样，都是只知道看自己脚底下走路的本分人。

　　他从不高攀，没想过发财，只求没灾没祸、稳稳当当过日子。

　　所以就是真碰上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出于恐惧，他也根本不会弯腰去捡。

　　这不是假话，有一次，他捡到一个装着两千元的皮包，就毫不犹豫送到了派出所。

　　那包是银行工作人员遗失的，银行为此给他的单位送了锦旗，领导也要竖立他当典型，要全厂表彰。

　　可他就连面对应得的荣誉，同样还往后缩。

　　非说“我不是觉悟高，我要拿着那钱，烫手脏心，日后没好报，晚上肯定得做噩梦，干嘛跟自己过不去？您也甭拿我当**，甭想高抬我。”

　　结果冲着这“没水平”的话，一个“先进”泡汤了，领导把他的名字从上报的名单里划掉了。

　　然而他知道之后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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