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展委员会的成立，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专家的鼎力支持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过留洋学习的经历，曾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孱弱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盛气凌人。回国后本是抱着“科技强国”、“实业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，无奈国内先是军阀混战，后又逢官僚主义、贪污腐败横行。

　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，他们才总算找到了救国的门路，可是在达官贵人蜂拥而至的重庆、在纸醉金迷的重庆，专家们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

　　是陈际帆给他们创造了这个机会！

　　陈际帆没有在发展委员会里安排军队背景的任何一个人，人事权和财政权全部下放，他只提要求，按照发展委员会提供的预算提供资金和其他力所能及的方便，在这种充分信任的基础上，专家们压抑已久的热情终于爆发了！

　　首先是白湖农场，可耕作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，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一倍，农村卫生事业，农民教育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科技推广辅导得到切实有力的加强。由于农业产品在战时的特殊性，发展委员会虽然对粮食、棉花、猪鬃等物资实行统购统销，但是价格很公道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。

　　土地改革试点开始运作，从白湖农场到枞阳、无为、舒城等南方富庶地区到宿县、灵璧、蒙城等皖北平原，大量的无主土地实行承包租种然后挂牌售卖的形式，安置了大量的原佃户和外来难民。

　　尽管有专家认为制订禁止土地流通的法律迫在眉睫，但陈际帆坚持认为，法律不应该由政府制订，而应该有辖区人民选出的代表进行立法。在此期间，只能暂时允许这种现象存在。陈际帆有幸看到了这份报纸，对腐败他是感同身受的，这个东西一旦蔓延开来，就会想传染病一样从表层迅速侵蚀到肌体，最后积重难返。靠杀鸡儆猴的办法不但止不住这些前贪后继的家伙不断往前的脚步，而且会牵扯大量的精力。陈际帆知道，现在单单靠喊几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定期的学习也不会长久。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，让司法系统彻底独立，让人民也有说话和监督的权利。

　　他感觉，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保障刚刚开始的经济振兴，这个政权不能复制重庆模式，由上而下指派官员，然后由军队作为强制力量保证其平稳运行，这种模式看起来效率很高，实则蕴藏着巨大危机。

　　走访很多专家的结果，大都认为美国模式比较适合此时的情形。就是首先建立议会，由各政党、团体和人民代表选出代表召开议会制定法律，然后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在法律的框架下执政。

　　“三权分立”？这个词在陈际帆读中学的时候还是政治书上一个遥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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