邸别业之中。席面上除了饮酒叙旧，谈得都是“澳情”。
他在乡下隐居，虽说城内情况大致都知晓，到底不甚详细。如今到了酒桌上不用多问，自然有许多人将广州陷落之后的新鲜事一一与他细说。
谈论最多的，便是“公务员考试”。
他们大多数人不认为这是“澳洲式”的科举。虽然在形式和大明的科举大同小异。但是录取人数极多，而实际所授得不过是些“微末小吏”。别说什么“翰林”之类的“清要官”，便是州县之类官职都没有。据说第一名不过是派到税局收税――要在大明，根本连“吏”都不算，勉强算是“胥”。
大家一致认为，这不过澳洲人“沐猴而冠”，用科举的形势来收揽人心，招揽一批落魄的读书人为其所用。顺便给自己涂脂抹粉，争“正统”。
“录用的大多是文童，有的连文童亦不是。不过是在社学里念过几年书，识得几个字罢了――连店铺里的伙计也录取了不少，据说只要能写能打算盘，就算是澳洲俊才了。”
“据说那公务员考试的头名状元，是香蜡店里的少掌柜！总算这髡贼也要脸，没有弄个夸官游街的调调，不然真正是羊城蒙羞，斯文扫地！”
“为贡院一大哭！”
……
似乎是为了发泄失陷广州的苦闷，朋友们都是类似贬抑调侃澳洲人的调调。黎遂球也不能免俗。然而酒过三巡再一回味，若是这澳洲人这般“轻薄无学”，广州又如何能轻易失陷？他们又如何能将这广州城经营的有声有色，更胜往日？
他们都是饱读诗书，游历广泛的人，并不是酸腐迂阔的文人，髡贼的施政和大明的施政，不看药方看疗效，显然是髡贼要高明的多。
在他们看来，拆偏铺，通渠道，取缔关帝庙人马并不算“能”。一来是借着大军压境的“军威”；二来髡贼是“海外蛮夷”，毋须顾忌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，不过是一个“杀伐果断”而已。
真正体现澳洲人之能的，公论是应对瘟疫－－澳洲人的应对几乎无懈可击，且不说他们用较小的代价很快就阻止了瘟疫曼延，就在整个瘟疫期间下达的各项政令都能如臂使指，雷厉风行的执行到位。“令行禁止”这四个字便远胜大明。
“髡贼治吏有术。”南园十二子之一的区怀瑞道，“闻听髡贼以军法治胥吏，胥吏饷以厚酬，然驾驭极严，稍有差池，便是人头落地，还要祸及眷属。”
“这倒是妙法。”有人评道，“本朝若能如此，亦可破这胥蠹之害！”
在座的虽然都是广州的“上层”人士，但是对待胥吏，面子上亦不能不敷衍。逢年过节，胥吏上门“打抽丰”，少不得也得破费几个。虽说不过是疥癣之疾，到底也令人不快。
“此言差矣，次法不过是法家之术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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