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体质虚弱的，站着站着就弯着腰吐了一地，回头也挨了一棍；还有人站得久了捱不住，向教官求饶，结果被揍到不敢说话抱头鼠窜，又被一顿乱棍揍回了队列里死撑着才算完，只有那些晕倒的人才能免于挨揍――拖到一边兜头浇上一盆冷水。

　　杨二东“见多识广”，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澳洲人是“来真得”，连偷眼去看都不敢，只能任由惨叫左耳进右耳出。半个时辰后，这场酷刑才算结束。

　　休息了半炷香的功夫，紧接着又是“立正”，教官们指派了临时的小队长和士官，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们的脸，教了如何敬礼后抻着自己的肩章宣布：以后见到带臂章的人，不敬礼者统统十军棍、罚蹲两小时。这回一直站到了晚饭才解散，表现最差的小队全中队还要继续站到午饭结束，等大家吃完才准吃饭。

　　午饭是在操场上吃的，白米饭和杂烩菜糊管够。这杂烩菜糊是用大铁皮桶一桶一桶的挑到操场上的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就是看上去实在没什么胃口。杨二东闭着眼睛吃一口：味道倒还不错，感觉里面有荤腥――到底有什么，谁也吃不出来。

　　吃过午饭，稍事休息之后又开始下午的训练。下午的训练又是队列训练――这时候考验才真正开始：教官们说的都是“新话”，而士兵们各操方言，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通用语言的话，那就是广州官话了。

　　除了少数“见多识广”的士兵――比如杨二东，他听得懂“官话”，所以这“新话”勉强也能听个六七成――大多数士兵听到“新话”就和外语的差不多。

　　这么一来，下午的操练就成为一种残酷的听力训练了。教官们只用新话发号施令，最多有一些肢体命令，一旦领会错误就会被军棍进行“精神注入”。

　　口令即听不明白，条令规矩多得要命，虽说有《军人手册》，但是多数士兵目不识丁，根本记不过来。于是训练场上便动不动挨揍，一边被揍还得一边大声重复自己的罪名――还得用新话念，念的不标准也得挨揍。被揍得多了大家也归纳出了经验来。总的来说，凡是没被命令去做的，就通通都不准做，谁要做了就要挨军棍。

　　晚上回到宿舍――新训中队的宿舍就设在“三总府”里，空的厅堂里铺上干草，遮风又避雨。对于常年风餐露宿的丘八来说算是不错的住宿了――所有人的腿都僵硬地回不过弯来，身上更是到处都疼。一个个勉强爬到草铺上休息。

　　“这一天挨的揍，比二十年挨的揍合起来都多……”李普惇慢慢的挪着坐在草垫上，龇牙咧嘴的抱怨道。他亦是梧州的降丁。

　　“幸亏这澳洲老爷打人用的是细木棍，要是换成了大明的军官，今天非给活活打死了……”

　　“那军棍就别说了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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