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代表，这不奇怪，美国国会同样是各地利益的代表，可既然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，那么就天然排斥降低地方财政实力的政策。

　　潘训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的。

　　第一是改革税制，通过多轮投票通过了将全国性企业的税收交由中央。而将地方性企业的税收留给地方的法案，通过这个法案，铁路公司、制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税收成了国税。

　　潘训给国会议员的理由是，各地为了税收争斗不休，各自出台了许多争锋相对的政策。比如各地纷纷提高食盐这种必需品在各地的消费税，还呈现出互相抵制的态势，产盐的四川倾向于少税收，可临近的湖南、湖北则倾向于多收盐税。

　　产煤的北方对南方对北方煤炭收重税很不满；南方则对北方省份对茶叶销售的税收税率颇有微词。同样生产钢铁的山东和东北、上海和广东，都对对方的钢铁产品进入本地十分不友好，出台了许多小动作来限制。广东为了将自己的荔枝卖到北方，就对南洋来的同类产品进行限制，向广东的专门运输南洋荔枝的运输公司收取特别税收。

　　等等不一而足，各地的官司没少打，在国会中争斗不休。

　　潘训就利用了这种矛盾，才通过了跨省性的企业都归中央直管的法案。

　　这个法案的通过，让大企业的税收基本上都归了国库，因此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。

　　当然地方议员不是傻子，很明显山东这种大型企业最多，受损是最大的，因此是坚决的反对派，联合了上海、广东和东北的势力抵制。

　　但潘训则游说了西部和内陆的大批省份对抗。

　　跟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，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，越是富裕的地区越倾向于du立，越是贫穷的地区，反而越是支持中央。

　　原因很简单，中央财政对贫穷地区的补贴最大，比如贵州的基础教育经费80基本上都是中央补贴的，而山东、山海的基础教育经费，则全部自己承担。

　　第二是提高关税分配比例。

　　此前的关税分配比例一直是二八分，这还是康保皇当年为了换取地方支持对抗张之洞，在清朝时候就确立的。

　　潘训要求将中央分配的比例提高到4四成，达到慈禧时候的水平，自然还是要受到山东等进出口贸易大省的抵制，连湖南湖北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。可是潘训得到了陕西、甘肃等西北省份，尤其是得到了四川这个人口大省的支持，尤为重要。

　　经过更激烈的争吵，才勉强将关税分配比例提高到了三七开。

　　第三步是增加一项全国性的义务教育税。

　　这一项反对声音倒是低了一些，毕竟在一个有几千年办教育传统的国家，办教育是积阴德这种观念即便不是每个人都认同，但都很认同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而且那个议员如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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